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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的华丽转身

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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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人生路上的华丽转身,,。

——记陕西省外事办退休外交官朱景琪

文/俞敏杰

当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朱景琪在上海出生了。当三年自然灾害就要过去之际,朱景琪在北京读上了外贸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翻译系的英语专业。当“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掀起之时,朱景琪被分配到位于陕西咸阳的建工部5局7公司。社会的斗转星移让一心想搞写作、当翻译的朱景琪的人生也显得变幻莫测。

7公司是从哈尔滨迁来援建大西北的,大多都是豪爽侠义的东北人。干了一年电工之后,朱景琪有幸参加了公司举办的一个通讯员培训班,因为采访稿写得不错,便被选调到公司宣传科。于是,宣传干事朱景琪跟着只有一个兵的宣传科长霍岩一干就是4年。在这几年里,朱景琪入了党、成了家,一切似乎顺风顺水,但已年届而立的朱景琪的内心却焦灼不安。虽然一有空闲他就翻翻英语书、看看单词本,但他心中的“业”好像仍在万里之外,“家”已经成了,可“业”在哪里,这是朱景琪当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似乎是社会眷顾了朱景琪的焦灼不安和心急如焚,不久他就被调到位于西安的省建10公司,担任宣传干事、办公室秘书,期间还当上了英语教员。那时建筑公司有援助非洲的任务,为了让援非的中国工人能在工地上与非洲人用外语进行初步交流沟通,建工局援外处组建了英语和法语培训班。培训班的法语教师贺继生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说陕西外办是个不错的去处。朱景琪想,我就是学外语的呀,1977年全国才恢复高考,现在外院的学生离毕业还早着呢,我为何不趁此机会去撞一撞陕西外办的大门呢?

第一次转身

1978年3月,35岁的朱景琪带着一纸自荐信来到365足球开户。有资料显示,1978年陕西接待外国游客1.15万人,1979年增至2.5万人,并且以每年约30%至50%的速度递增。所以当朱景琪站在外办搞人事工作的肖西生面前时,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张写有十几个姓名的名单说:你看看,你的名字写在第一个,你就是不找来,我们也可能去找你呢。经过政审、体检和业务考核,朱景琪顺利地成了外办(当时和旅游局、两个旅行社合署办公,统称外办)正式在编的第77名工作人员(他的工作证为77号)。

外办的领导认为朱景琪那一页纸的自荐信写得言简意赅,有一定水平,所以对一心想当翻译的朱景琪说:“先到宣传处工作吧”。谁知这一“先”就是十来年。当时的外办宣传处是全省外宣工作的归口部门,负责涉外事件处理、旅游开放点审批、接待外国记者、出版内刊《陕西外事》等项工作。这些繁重、复杂、敏感、突发、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的事务,让只有五六个人的宣传处恨不得人人变作三头六臂。

那时全省的甲类开放地区只有西安市和咸阳市部分区域。然而对这些开放区域内重要参观点的考察、建设、整改、督察等工作相当繁杂和忙碌。比如参观点的厕所数量够不够,旱厕是否都改为水厕;比如饭馆的服务应达到怎样的标准与水平,医院的服务要做到怎样的规范和要求;比如博物馆、文物点的领导和解说人员如何配备、在接待外宾的礼仪和解说词的内容方面有无不妥之处等等。陕西省博物馆、半坡博物馆、临潼重要景点的展品解说词英译以及西安旅游指南和多种纪录片、幻灯片、画册的英译都是朱景琪这一阶段废寝忘食工作的产物。

朱景琪觉得接待外国记者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外国记者看什么都新鲜、见什么都想问,这对陪同人员的外语水平和政治敏感度、政策把握等方面都是很大考验。一次,一辆旅游客车翻车,造成车上日本游客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伤者经我方抢救脱险后准备用专机送回日本接受进一步治疗。就在专机起飞前一天,朱景琪在办公室接到一个女子自称是从日本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我是某某报社的记者。听说在西安3.16事件中受伤的日本人马上要被送回日本,请告诉一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时间”。朱景琪马上想到了有关权威部门所做的“一律不接受外国记者国际长途电话采访”的规定,便说:“对不起,我们没有义务告诉你飞机起飞的时间”。对方语气略带愠怒地坚持要求获得有关信息,朱景琪耐心地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们也得防备不测事件的发生,况且我怎么能够确信你是记者呢?”对方马上说:“你可以问日本大使馆,是日本大使馆让我问你们的”。到此,朱景琪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坚定地告诉对方:“既然日本大使馆了解你们的情况,那你最好去问日本大使馆,他们对飞机何时降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日本大使馆没有告诉你有关信息,我也不可能告诉你,我们已经为在西安发生的这起事件很内疚了,我们现在必须保证日本客人的绝对安全”。当然,正常情况下,朱景琪与外国记者的合作协同是友好和谐且生动活泼的。他曾安排、陪同“美国之音”驻京办事处主任贺朴勤进行采访,全程为他做翻译。那次采访延续了十来天,贺朴勤采访了西安几乎所有他可以采访的行业,包括工厂,医院和学校等。他俩相互配合得很默契,相处也很融洽,每次该出发时,朱景琪就把电话打到贺朴勤房间说:“这是‘朱之音’(英语缩略为VOZ,和美国之音VOA仅一个字母之差),你可以下来,我们出发了。”贺朴勤听后哈哈大笑,很快下楼,愉快地开启他一天的采访。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也日益繁多,朱景琪在被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特邀为英文编辑的同时还被省旅游局特聘为导游考试第一个考官。在此期间,他为户县农民画册、石鲁作品集、江文湛画册、王有政画集、洛川民间美术、咸阳皮影、陕西风俗等准备走出去或想介绍给外国朋友的作品进行了英译工作,还应邀为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翻译了美国作家的小说《驻外间谍》(与周光熙合作)、《航空英雄之死》(节选)和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科普作品,并审校汉译英书稿300多万字。

在朱景琪进入外办的第4个年头,刚好碰上了培养、任用“四化”干部的大环境,因为他的各项条件都与“四化”标准匹配,所以顺利地当了宣传处副处长,7年后又升任处长。

第二次转身

虽然朱景琪在宣传处时碰到别的处室忙不过来时也会受邀去客串一下口译工作,但这种状况与他心中的理想相去甚远。为此,他向当时的外办领导提出自己想出国进修外语。去国外进修是提高口译水平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当时尚无处级干部去国外进修当翻译的先例。办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批准了朱景琪去美国进修一年,并要求他作为第一个处级干部出国进修,要联系成一个陕西省的出国项目。

1990年8月,47岁的朱景琪被公派到杨伯翰大学夏威夷分校进修,主修语言和文学。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给学校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一是文学课的教材中只选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学作品,却没有选一篇中国文学作品,为此他给教文学课的老师KathleenWard副教授郑重说明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位著名作家,特别写下中国四大名著的名字,希望她能编撰一本真正的世界文学教科书。其二是图书馆内报刊书籍和影像资料非常丰富,365足球开户:但却没有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报纸。在他提出意见并多次和馆领导交涉后不久,图书馆里便出现了一份《中国日报》)。朱景琪用自己的这两个建议向夏威夷这朵漂浮在太平洋上的鲜花亲切地道了声“阿罗哈”(夏威夷特有的问候语,意为“爱”,也是夏威夷州的别名)。与此同时,经过他多次奔走,成功地联系了陕西民俗画赴夏威夷展出一个月。

朱景琪进修一年回国后,担任了外办礼宾处处长。1993年,刚知天命的他首次为外国元首做翻译。当尼泊尔的比兰德拉国王抵达西安的前一天晚上,朱景琪兴奋、紧张得无法成眠,只好在午夜时分服了安眠药,才勉强睡了5个小时。比兰德拉国王曾8次访华,但对西安似乎了解不多,他问白清才省长:“马可·波罗到过这里吗?丝绸之路经过这里吗?”白省长告诉他,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他赞叹道:“那时候西方人就到这里来向你们学习了”,白省长马上回答说:“都是互相学习的”。进入会见厅,朱景琪望着翻译位子时还有点惧怕万一翻不出来等等担忧,但是一落座,马上进入状态,眼前除了两个讲话的人外,什么大臣、大使、局长等全都看不见了,而且越翻越顺,越翻越流畅。48岁的国王没有一点架子,他在西安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曾3次帮朱景琪翻椅子(朱景琪的座位是小车中间可以折叠的翻椅),这让朱景琪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也大为感动。

1994年1月,朱景琪得心应手地担当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参观访问西安时的翻译工作。刚上车,布什先生见到朱景琪因车内较热而在费力地脱大衣,便伸手帮他去脱,这使他十分感动。从机场到宾馆,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到兵马俑博物馆,从日常翻译到送行,朱景琪的翻译工作都进行的很顺利、很流畅。而且布什在给王双锡副省长送签名名片时 (图为担任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参观游览翻译的朱景琪[右2]) 也给朱景琪送了一张名片,并在名片背面写了:“Thank you for the first classinterpreting!!”(感谢你做的一流的翻译)。

有资料显示,陕西从1979年至1996年底,共有65个国家的9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其中国家元首57位,政府首脑41位)率团来访,总人数达6000余人。朱景琪担任礼宾处长近8年,协助办领导拟定到陕来访的55批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等的接待计划和具体操作,基本上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外交部、中联部等单位下达的外事接待任务,得到了多方肯定与好评。1996年11月,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克访问西安,临时提出要参观东新巷礼拜堂等处,朱景琪马上和公安及民政厅等有关单位进行商讨、落实、安排,满足了贵宾的要求。当贵宾要离开西安前,总统办公室的女主任当众对朱景琪说:“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要和你拥抱一下”。朱景琪在大感意外的情况下也当众满足了贵宾的要求,女主任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还要来西安的”。在朱景琪退休后,后继的德国总统果然来到了西安。

礼宾处的工作让朱景琪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国宾和党宾,这种特殊的经历和稀缺的素材也让他的写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他在中国的众多报刊和美国华文报刊上发表了诸如《夏威夷风情》《布什的金婚礼物》《记一次要求特殊的外国国宾接待》《女总统古都行》《葡萄牙总统桑帕约印象》《克林顿总统访陕机场协调工作琐记》等近20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

第三次转身

2000年,外交部干部司派人来陕选拔外交官员。此时,担任过3个业务处处长的朱景琪具有比较丰富的地方外事工作经验,在办领导和有关同志一致推荐下,很顺利地被外交部选调到中国驻加纳使馆担任办公室主任(一等秘书),妻子王淑芳也同时随任。

朱景琪在大使馆的工作任务比较庞杂,主要是协助馆领导做华侨、华人事务,负责使馆的大型活动,护照的签证、认证,后勤杂务,接送国内来往的重要团组等。朱景琪到加纳后,以多年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察觉到必须主动地进入到繁重忙碌的工作状态之中。有时在周末,大使和参赞带着家人出去游玩,而朱景琪却不得不仍然埋头在主动制作《加纳华侨、华人简况》这项工作之中。首先是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内容涉及简历、职业、住址、联系方法、信仰、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等,然后打印成册且每年更新一次。

有了这份简况,大使馆就能掌握在加华侨、华人的基本情况并有利于研判华侨、华人群体中的各种动向,也便于与他们随时保持联系和沟通,这项艰苦繁杂的工作完成后受到了外交部领事司的表扬。

通过与当地华人、华侨的广泛联络,朱景琪也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信赖,并就此获得了许多重要信息。一次,朱景琪在与一位华侨交谈时得知:加纳某位有相当级别的官员第二天将飞往台湾,商讨台湾在加纳设立商务处的问题。朱景琪敏感地发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第一时间向大使做了汇报,大使马上动员加纳上层的各种关系,采取紧急措施最终取消了这位官员的行程,避免了一次外交上的被动。

加纳盛产黄金,黄金储量约6万吨,于是吸引了许多非法移民到此淘金。朱景琪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妥善处理非法移民事件,及时遣送他

们以及被错判的

(图为我驻加纳大使馆部分人员和加纳总统库福尔合影[朱景琪右2]人员顺利回国。当时,有一些中国的非法移民每人向蛇头交纳5万美元,就能在加纳中转然后到达美国。如果他们在美国被发现,则会被遣送回加纳,被关进监狱,然后加纳的移民局就会给朱景琪打电话,请他前来进行处理。中国人对加纳监狱里的饮食基本都不习惯,而且加纳的公共卫生环境较差,疟疾、霍乱非常普遍,所以朱景琪来到监狱后(有时还会带几盒中国人喜欢吃的盒饭),会以诚恳的关切鼓励非法移民说实话,让他们真实地说出他们在中国居住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和所在派出所的名称,并让他们的家人把8万元兑换成美元汇到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收到这笔汇款会及时联系中国驻加纳使馆,并由使馆负责购买他们的回国机票和生活费用。朱景琪告诉他们:自己真实地诉说和家人迅速的行动是他们能否尽快走出加纳监狱的关键。当然,关在加纳监狱里的还有一些是受了冤枉的中国人。一次,几位新疆游客因为同机有几个中国非法移民而被加方误认为也是非法移民。朱景琪到监狱后,对这几位新疆游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认真审查了他们的证件,然后向加方移民局官员进行了细致的解释说明,澄清了他们的身份,并亲自将他们送往机场。中国侨民如果不幸死在加纳,也得朱景琪出面加以处理。有个来此淘金的湖北人因患疟疾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大使馆与其家人联系后,其家人不相信他是病死的,朱景琪只好联系加方对死者进行了尸体解剖,拿到了因病而死的确切证据,但是他的家人却不愿意前来加纳处理后事,请求大使馆代为处理。朱景琪为了对死去同胞及其家人负责,亲自到荒山野岭中位于半山腰的停尸房里验证死者。那天到停尸房时已是夜晚10点左右了,朱景琪不顾奔波了一天的劳累,在加纳照看尸体人员的协助下,耐心地给尸体拍了几张照,获得了一手资料,后来还联系了火化事宜,亲眼看着尸体被大块的圆木围在焚尸亭里,等安顿好这一切后才离开,最后还将那些照片和装着骨灰的骨灰盒送到快递公司寄回中国。

朱景琪在加纳工作的两年里也四度罹患疟疾,尤其是第4次病况非常凶险,医生的用药过度还让他得了肾积水,幸好又请了当地的肖波大夫及夫人的及时诊治,并有他的妻子王淑芳在身边耐心宽慰、精心照料,才使他得以战胜了病魔。

2004年6月,经陕西省委组织部批准,朱景琪以享受副厅级工资和医疗待遇而退休。

当记者最后和他探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朱景琪感慨万千地说:我本布衣,我的人生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因为改革开放,我得以实现了搞写作、当翻译的人生梦想;因为改革开放,我得以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有了交集;因为改革开放,我得以从一个地方上的外事工作人员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外交官。

(作者系《金秋》杂志社编辑)